照片是凝固的瞬間，它能定格時代的片斷，也能照見國家的發(fā)展和人民的幸福。
我得到的第一張照片，是小學畢業(yè)時的黑白大頭貼，領口的扣子將脖子勒得緊緊的，抿著嘴，憋住笑。相片是在學校走廊里拍的，斑駁的石灰墻上掛一塊藍布，距藍布三四米遠處架著蓋有黑布的黑匣子，照相師傅變魔術似地從黑布里鉆出來，輕捏一下橡皮球，笑著說：好了，下一位。
那張“好了”的相片，夾在母親做布鞋用的剪紙樣書里。后來我到省城讀中專，母親眼花納不了鞋底，樣書和那張照片，不知所終。
中專畢業(yè)離校前兩個月，同桌借來相機，為幾個老鄉(xiāng)拍合影照。一周后，相片洗出來，清一色黑衣白臉，齊刷刷地站在方方正正的五層教學樓前，像一部老電影的片花，有點意思。
黑白“片花”夾在我的相冊里，直到三十六年后的今天，依然一臉青春陽光。
畢業(yè)后在基層農業(yè)站工作，那里遠離縣城，精神文化生活貧乏。農業(yè)站和區(qū)公所里的六七個年輕單身漢，發(fā)起成立了青年文學社，并自編自印社刊《鄉(xiāng)村文苑》。文學社作者與編者聯誼，騎車外出采風，都有文友跟拍。相機掛在脖子上，像紅軍戰(zhàn)士的望遠鏡，舉在眼前，“咯吱”一聲，鏡頭前的人和景，就凝固成像，惹得我好生羨慕：自己要是擁有一部照相機，到處游到處拍，多好啊。
這個愿望的實現，是在我調回縣城的第三年春天。我用平時撰寫科普文章攢下的稿費，買了一臺騰馬傻瓜相機。這種相機不用調焦，裝好膠卷，對著鏡頭，按下快門即成，仿佛專為我這樣的門外漢量身定制。晚飯后和妻兒在河邊散步，逛公園逛街，我喜歡掛著相機，時不時“咯吱”一張。一卷36張的柯達膠卷，兩三天就用完。沖洗出來的相片，很快就裝滿了幾本相冊，厚實實、沉甸甸的。
傻瓜相機拍照方便，但購買膠卷卻是一筆不小的開支，而且沖洗相片麻煩，若裝、取膠卷不當，一卷膠卷往往因為曝光而全部作廢。那時我對相機又有了新期待：要是不用膠卷就好了。
很快，這個愿望就變成現實。2005年，我花1400元購買了一只三星智能數碼相機。它比傻瓜相機體積小，不僅能拍照，還能攝像，并能對亮度、對比度、色彩、焦距、像素等拍攝要素進行調節(jié)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不需要膠卷，一張4G的存儲卡，就足以存儲數千張圖片或百余分鐘的視頻，用數據線導入電腦，隨時剪輯、修改、打印，十分方便。
數碼相機淘汰了膠卷，但很快又被自帶拍攝功能的3G手機淘汰。幾年后，4G又淘汰了3G，手機越來越薄，越來越輕。出門在外，手里捏著手機，隨時抓拍或自拍，即時發(fā)到朋友圈。自從有了智能手機，照相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，電子表格需要“貼”相片時，自己靠墻站定，拿起自拍桿輕輕一按就成，需要幾寸剪幾寸，若還需要紙質版，用相片紙打印出來，真是即拍即取，取舍自如。
手機強大的照相和攝像功能，讓我愛不釋手，它是我的另一雙眼，帶著我追尋美，發(fā)現美。近年來，我參加了宣傳部門組織的“脫貧攻堅”“聚焦經濟發(fā)展”“生產救災”等大型采創(chuàng)活動，深入基層生產一線，用手機拍攝先進典型，記錄英模故事。通過采訪，我編寫拍攝了微電影、微視頻，還撰寫了多篇弘揚正能量的報告文學。這些微電影、微視頻、宣傳片在當地電視臺、網絡媒體循環(huán)播放，報告文學也在官方媒體發(fā)表，起到了鼓正氣、發(fā)正聲的作用�，F在，我加入了省、市報告文學學會，當選地級市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，自覺扛起文藝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和擔當，利用手機和筆，為新時代放歌。
從黑白相片到彩色膠卷，從被動照相到主動拍攝，從大頭照到英模剪影，從實物相冊到電子相冊，幾十年來，我保存的這些照片記錄了人生成長經歷，也見證了社會進步和時代變遷。閑翻這些相冊，于我是一次提醒，它讓我知道，相片的點滴變化，都離不開祖國的繁榮昌盛，離不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照見現實。我堅信，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，人民生活越來越富裕，照相的載體和形式也一定越來越豐富而精彩�。ㄊ铦擅瘢�
